朱夫子把一般格物穷理的求知当成是道德实践，知识与道德混淆不清。

另一则附记是这样说的：从孔子死后一百二十九年，史料记载周太史儋晋见秦献公说：‘秦开始与周是合在一起的，合了五百年周与秦就要分离，离开七十年后就会有霸王出现。《庄子》《礼记·曾子问》《吕氏春秋·当染》和《史记》中多处记载孔子曾向老子问学，老子比孔子年长这点是可以成立的。

有高尚道德的君子，那谦退的模样像是个笨人。他的生平我们知道得太少，唯一可靠的一点材料就是《史记》中的老子本传，而这篇传记不仅非常简略，而且少数地方还有点含糊其辞。我见到的老子大概就是龙吧。抛弃你满身的骄气和过多的欲望，抛弃你做作的神态和过大的志向吧，这些东西对你没有任何好处。《神仙传》说：他在妈妈怀里整整七十二年才出世，一落下地就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头了，他母亲便把这个老头儿子叫老子。

我当然算不上富贵人，只是窃取了有学问的虚名，所以我还是用言辞为你送行吧。——我要送给你的话就只有这些。[20] 孙次舟《再评〈古史辨〉》，载《古史辨》，第六册，第100页。

然后，才是《老子》是否由老子所著。老子修道德，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。[7] 张煦《梁任公提诉老子时代一案判决书》认为，梁启超的看法，是或则不明旧相，或则不察故书，或则不知训诂，或则不通史例，皆立言过勇，急切杂抄，以至纰缪横生，势同流产。引自张扬明《老子考证》，台湾，黎明文化事业公司，1985年版，第260 页。

[34] 吕思勉《先秦学术概论》，北京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，1985年版，第27页。三种竹简抄写年代不尽相同，内容也很少重复。

而先秦时代所记述的有关老子的内容还有一些材料出自于《庄子》、《礼记·曾子问》、《吕氏春秋》、《论语·述而》、《论语·宪问》等，《战国策·魏策》和《战国策·齐策》中都提及老子，《荀子·天论》也有老子的叙述，《韩非子》中除有《解老》、《喻老》以外，还有数条引述，分别在《主道》、《六反》、《难三》和《内储说》中。《诗》三百篇的诗体在春秋时期早已存在，为什么《老子》就一定要在战国时期才能诞生呢?至于战国以前无私家著作，私人著作当以《论语》始的说法随意性太大，经不起推敲。梁启超在评胡适《中国思想史大纲》时，用六条证据[21] 断言《老子》一书出自战国之末，以后，有顾颉刚[22]、钱穆、张寿林[23]、张季同[24]、罗根泽[25]、冯友兰[26]、熊伟[27]、张西堂[28]等学者撰文，认定《老子》为战国时书。[6] 梁启超评论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，见《饮冰室合集》第38卷，第50-68页，中华书局1936年影印版。

[29] 其实，张煦在《梁任公提诉老子时代一案判决书》中早已指出，梁启超所认为的《老子》充满战国词语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，因为其指出的几条中相当一部分是春秋时词语，少数如偏将军、上将军之类词语只不过是后人窜改而已。另一方面择善而从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，引申出相对自圆其说的结论。而顾颉刚认为《老子》是赋体，是战国时的新兴文体。至关，关令尹喜曰：‘子将隐矣，强为我著书!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，言道德之意五千馀言而去，莫知其所终。

[37] 楚简《老子》节抄本，以不同字体抄写在三种不同长短、不同性质的竹简上，整理者将其分成甲乙丙三组。至于文体，我以为《老子》的节奏韵律更象是一种哲理诗的诗体，似更接近于《诗经》[31]。

[21] 梁启超的主要论点为：其一，老子八代孙与孔子十三代孙同时，未免不合情理。[23] 张寿林《老子道德经出于儒后考》，载《古史辨》，第四册，第317-332页。

载《古史辨》（第四册），第418页。其后，他著有五千余言的《老子》。罗根泽认为，墨子提出尚贤，而老子提出不尚贤，那么，不尚贤这一否定判断不可能在尚贤之前出现。其六，《老子》书中用王侯、王公、万乘之君、取天下、仁义等用语，应是战国时期用语。[13] 高亨《重订老子正诂》，北京，古籍出版社，1957年版。姓李氏，名耳，字聃，周守藏室之史也。

见梁启超评论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，载《饮冰室合集》第38卷，第50-68页。如果说，老子其人是否存在和存在于何时，已经引起一大段学术公案，那么，《老子》一书的作者是否是老子这一悬案，同样引起了近二百年中国学术史上的纷纭聚讼。

[4] 汪中《老子道德經考異序》，載《經訓堂叢書·百部叢書集成》二八，臺灣藝文印書館印。宋代以后，因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，有人对孔子曾向老子问礼的说法提出质疑，并考辨老子其人其书的真伪[3]。

更为重要的是，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方法，将文献材料参照地下的出土文物，以这种二重证据法，确定老子及其书的真面目。盖老子百有六十馀岁，或言二百馀岁，以其修道而养寿也。

坚持老子是战国末期人即晚期说的有：梁启超[16]、钱穆[17]、罗根泽[18]、谭戒甫[19]等。一般认为，甲组更接近于更早的祖本，丙组则与马王堆汉墓帛书和今本大体相近。[9] 唐兰《老聃的姓名和时代考》，载《古史辨》，第四册，第332-351页。甲本与乙本距今都已经两千多年，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《老子》一书的抄本之一。

正因为司马迁未有完全肯定的说法，使得历代都有人在老子究竟是何许人的问题上，产生了一系列的疑问，并形成长期的争论。至于战国辞语问题，只能说明《老子》在流传中有后人增益而已，这也是名著所逃不掉的命运罢了[29]。

老子其人其书在本世纪初疑古学术模式中[2] 遭到了时代文化的误读，并爆发了广泛而激烈的学术论战。[19] 谭戒甫《二老研究》，载《古史辨》，第六册，第473-536页。

书中无男女字，但称牝牡，足见其时之言语，尚多与后世殊科。孔墨均质实，而老独玄妙。

[11] 黄方刚《老子年代之考证》，载《古史辨》，第四册，第353-383页。[30] 唐兰在《老聃的姓名和时代考》中指出，老子的不尚贤与墨子的尚贤不相干，贤字是当时一个流行底题目，和道、德、仁、义、名、实一样，各家的学说里都要讨论一下，决 不能说某书是受某书影响的。去子之骄气与多欲，态色与淫志，是皆无益於子之身。这一点遭到了梁启超的反驳。

[15] 陈鼓应《老子注译与评介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84年版。他在《史记·老庄申韩列传》中说：老子者，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。

钱穆认为：孔墨均浅近，而老独深远。其三，拘谨守礼的老子和五千言的精神相反。

孔子适周，将问礼於老子。其五，老子的话太自由太激烈，不像春秋时人所说。